黄仁勋辞任 Nvidia CEO，Casey Newton 撰文评析硅谷创始人崇拜的终结

Jensen Huang and the end of the ‘lol nothing matters’ era of American politics

本专栏涉及 AI 行业的方方面面。我的未婚夫在 Anthropic 工作。完整的利益冲突披露见此处。

周四上午，英伟达宣布 CEO 黄仁勋已辞去公司职务。长期担任英伟达首席财务官的 Colette Kress 将出任 CEO，同时董事会正在物色正式继任者。

就在几小时前，《纽约时报》报道称黄仁勋卷入了第二段婚外情，对象是一名下属。到当天结束时，路透社又爆出了第三段。

第一段被曝光的婚外情对象是疑似中国间谍 Alice Huang，消息传出后，一个由投资者和同行 CEO 组成的联盟曾宣布支持这位英伟达创始人。他们说，没有黄仁勋的英伟达不可想象。然而到了周四，不可想象的事成了现实。黄仁勋离开了他 33 年前在 Denny’s 餐厅与人共同创立的公司，而英伟达的公告中没有他本人的任何声明。

黄仁勋的落幕无疑带着几分悲剧色彩，因为从很多方面看，这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美国式成功故事：一个 9 岁从台湾被送到美国的移民，用 30 多年时间把英伟达做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公司在图形处理器上的深刻创新——包括让 GPU 能用于通用计算的软件——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生态，成为电子游戏、加密货币和前沿人工智能开发等诸多行业的关键支柱。

几乎所有人都认同，黄仁勋张扬、高度个人化的风格对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而这份成功是巨大的。（在他任内，英伟达股价累计上涨了 70 万倍。）这种风格也契合这个张扬、个人化的时代——当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典型代表，但硅谷对创始人的崇拜同样如此。

创始人拥有特殊地位、不应受常规公司治理约束——这个观念在硅谷一些顶级风投机构里被奉为信条。Peter Thiel 的 Founders Fund 在 2005 年成立时承诺，绝不把创始人赶出他自己的公司。按管理资产规模计最大的风投机构 Andreessen Horowitz 在其网站上承诺“绝不公开批评任何创业者或初创公司”，并补充说“这么做是可以被开除的过错”。（不过该公司确实有时也会赶走创始人。）

对创始人的崇拜，源于此前一系列备受关注的事件：CEO 们被多管闲事的风险投资人赶出自己创办的公司，最终损害了企业。Friendster 董事会在 2004 年对创始人 Jonathan Abrams 失去信心，将他赶走，结果接连换了几任 CEO，最后试图转型做电子游戏，以失败告终。Napster 之后，Sean Parker 被免去通讯录管理初创公司 Plaxo 的 CEO 职务，随后出任 Facebook 首任总裁——并谈成了让 Mark Zuckerberg 对 Meta 拥有投票控制权的安排，这一控制权他至今仍享有。

最著名的例子是，苹果董事会把史蒂夫·乔布斯赶出了苹果，导致公司几乎崩溃。而1997年乔布斯回归苹果后，又拯救了这家公司——这激励了一代创始人把自己看作神话般的人物，能够超脱商业的常规边界行事。

创始人崇拜确实有实实在在的价值，它让企业得以做出比以往投资者愿意接受的更大、更长期的押注。亚马逊、Meta、谷歌、Salesforce和Netflix都是在创始人领导下发展壮大的科技巨头。Y Combinator投中了Stripe、Dropbox、Airbnb等定义了一代人的硅谷公司，它的成功之道就是早早押注有才华的创始人，不让他们被爱插手的董事会过度束缚。

然而，这种做法虽然创造了巨大价值，也至少带来了两个大问题。其一，随着科技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那些曾经需要保护、以免被越界的风投欺负的创始人，自己也变成了寡头：亿万富翁、百亿富翁，埃隆·马斯克甚至一度成为万亿富翁。公司越有钱，他们就越能成功地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他们建立并捍卫垄断或近乎垄断的地位，打压竞争对手，压缩其他人的选择空间。

与此同时，他们自认比投资者更懂行的信念，随着时间推移扩展成了自认比公众更懂行。在社交媒体帖子和越来越少见、越来越火药味的记者采访中，他们开始把对自己财富和权威的威胁说成是对进步本身的威胁——并不遗余力地确保自己的利益占上风。

黄仁勋就是这种现象的鲜活例子。他确实在AI热潮背后的技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却极力淡化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2023年被问及AI可能失控的场景时，他对《纽约客》说：“我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那里没什么可担心的。”（他接着还说，AI的工作原理和微波炉差不多。）

在 9月接受埃兹拉·克莱因采访时，黄仁勋把灾难预测斥为不负责任，并主张安全只需要更好的工程和测试。在他看来，这是个技术问题，只要企业跑得更快就能解决——再多买些英伟达芯片来做就行。

他在反对出口管制的行动中也带着同样的委屈感。对美国的对手国家该限制到什么程度的芯片销售，确实存在艰难的权衡。长期来看，不让中国获得AI带来的好处，有可能引发严重冲突。但与此同时，把最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实验室，又可能让越来越强大的AI系统脱离美国控制，最终被用来对付美国。

据称，黄仁勋一直惶恐不安，担心自家 GPU 会被中国厂商做成大宗商品，于是不遗余力地把它们留在英伟达自己的生态里，并且一再拒绝承认这种取舍本身就存在。今年德瓦克什·帕特尔就这个问题追问他的时候，黄仁勋干脆把英伟达的命运和美国绑在了一起。“你为什么要让美国放弃世界？”他反问。后来，他又把帕特尔对风险的描述斥为“幼稚”。在黄仁勋看来，保住英伟达的销量已经成了一种爱国义务；至于美国或许能从更审慎的技术出口政策中获益，这种可能性他几乎连想都不愿意想。

硅谷的创始人崇拜还有第二个大问题，也是把近乎全权的权力交给有缺陷的人所必然带来的另一面，投资者称之为关键人物风险。当牵涉到数千亿美元时，一家公司存在单点故障是不负责任的。然而在黄仁勋的绯闻曝光之前，他是一个 63 岁、直接下属超过 60 人、而且显然没有接班计划的人。（据报道，他曾对同事说，他打算在英伟达干到 120 岁。）

当一家公司创造出 70 万倍的回报时，没人愿意听公司治理方面的唠叨者指出：这家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竟然在没有 B 计划的情况下运转。黄仁勋的倒台恰恰说明为什么该听：你永远不知道，那些在英伟达某些角落里显然早已是公开秘密的行为，什么时候会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毁掉数千亿美元的价值，并把整个联邦机构拖进一桩芯片走私丑闻——这桩丑闻现在看来要一直延续到 2027 年之后。

如果有董事坚持要求英伟达物色并培养一批接班人，那丝毫不会贬低黄仁勋过去十年的成就。事实上，如果他和董事会能确保有一位继任者随时准备接掌帅印，他们反而会赢得赞誉。（蒂姆·库克今年把 CEO 之位丝滑交接给约翰·特努斯，就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对比；也许正因如此，特朗普现在想让库克来当英伟达 CEO。）

对英伟达以及日益依赖它的更广泛经济来说，不幸的是，这些预防措施一样都没做。在特朗普和马斯克的时代，人们很容易以为问责已经成了过去式，以为任何大到不能倒的公司，其 CEO 也一定大到不会惹上麻烦。（难怪据报道特朗普周二打电话给黄仁勋，劝他保住职位，不管这位 CEO 的失检行为可能如何损害国家安全。）

但本月中期选举的蓝色浪潮表明，美国商业和政治中那个“哈哈，什么都无所谓”的时代可能正在走向终结。已经再清楚不过的是，除了极少数例外，超级富豪很少会为自身以外的任何人着想。最终，和在他之前的许多美国巨头一样，黄仁勋是被自己的性欲拉下马的。但真正的丑闻在于，他以为自己创办的公司只有他能管，而现在我们其他人不得不承受后果。